现代世界中的中国
谈中国新文艺运动
  
    
——为纪念“五四”与文艺节而作
一、北京大学与学术自由
    记得我幼年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常听到绍兴一位翰林和一位举人的大号，翰林是蔡
鹤卿先生，举人是徐伯荪先生。后来又听说绍兴中学有位教务长周豫才先生。如果只讲
这三个号，现在的人们可能都很陌生，以为不过是三个绍兴土老儿。
    但当我把他们的大名字讲出来，大家就会知道了。其中两位对近代文坛影响很大，
一位为近代中国革命而贡献了生命。
    上面所说的翰林就是我们知道的蔡元培先生。鹤卿是他的号，后来另号孑民，旧号
就很少人知道了。他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党员，与中山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当他点翰
林的时候，年纪很轻，后来又到德国和法国去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在北
京大学时，倡导学术自由，为中国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主张，虽受希腊哲
学家讲学自由的影响，但根本上还是从中国儒家“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的原则推演出来的。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网罗全国各式各样的人才：有国学名宿刘
申叔（师培）、黄季刚（侃）诸先生；有带着辫子、玩世不恭、国际闻名而中西学问渊
博的辜汤生（鸿铭）先生；有带辫子主张复辟，时来北京大学做客的罗叔蕴（振玉）先
生和王静庵（国维）先生，他们两位都是研究甲骨文专家；有首先提倡民主与科学，后
又发起组织共产党，结果被共产党开除而被称为取消派的陈独秀先生；还有提倡文学革
命为我们所熟知的胡适之先生等，都被网罗在北京大学之内。自从这颗学术自由的种子
播下之后，中国近代学术界便开出了一朵灿烂奇葩，各种思想都从这颗种子而萌芽茁长。
二、鲁迅兄弟
    讲到周豫才先生，这个绍兴土老儿，与近代中国文坛关系很大，他为中国文艺创造
了一种特殊的风格。众所周知的鲁迅，就是周豫才先生，名树人。他本来是一个预备学
幕友（绍兴师爷）的人，后来弃了绍兴人世传的旧业，改习水师，又弃水师赴日本学医。
最后到北京教育部当佥事，并在北京大学教几点钟课。他住在绍兴会馆，收入不多，因
为穷，就写点文章，以稿费补助衣食费用的不足。他很健谈，但一口绍兴官话，除了同
乡外，旁的人听了有点费力。碰到谈得投机的，他便无话不谈。一副绍兴师爷的态度，
那深刻而锋利的谈话，极尽刻薄、幽默与风趣之能事。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
人日记》（1918年）、《阿Q正传》（1921年），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
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这种文学，在当时是受人欢迎的，因为当时的
人们多半不满于现实，心中苦闷，他便代表大众以文字发泄出来了。
    鲁迅有个兄弟叫周作人，号岂明，也在北京大学当教授，他的写作风格很轻松，对
人生看得很淡泊，有些所谓道家气味。他曾在日本研究希腊文，可用希腊文读书。两兄
弟彼此训练不同，意见也相左。哥哥常在弟弟家里闹架，弟弟讨了个日本太太，跟鲁迅
格格不入，闹得更厉害，由此可见他们家庭的一般情形了。
    提到鲁迅的笔法锋利与深刻，我们可以他的《狂人日记》为例。多年前我读过这书，
至今还记得书中那狂人看见隔壁邻舍赵家的一只狗，竟认为那只狗不怀好意，不然为什
么看他几眼？他这种描写，使我感到自己也和那狂人一样，想象着那只狗的眼睛，便觉
得可怕。这就是鲁迅文字写得深刻的地方。
三、绍兴师爷阿Q正传
    现在让我把《阿Q正传》写作的背景谈一谈。
    当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军到了绍兴，当地的土豪劣绅，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党
人，做了革命党的新官吏。这班新官吏，比清朝官吏更坏，加倍鱼肉乡民，阿Q就在这种
新的统治之下牺牲了生命。
    阿Q代表无知乡民，被人欺侮，受官吏压迫。在广大的农村里，成了全国被压迫者的
代表人物。鲁迅把他描写出来，成为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一派文艺。对于乡村现状，
作锋利和深刻的批评。其中却包含了不少挖苦词句和幽默口吻，这也是吸引读者的一个
诀窍。
    作者幼时常听绍兴师爷们谈天或讲故事，其锋利、深刻、幽默、挖苦，正与《阿Q正
传》相似。若把那些片段的故事凑合组织起来，也会成为类似《阿Q正传》的作品。
    酒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绍兴黄酒，味醇而性和，人多喜爱。现在我们在台湾所喝
的黄酒，就是仿造绍兴酒的。阿Q有时喝了几杯黄酒，胆就壮了，话也敢多说了。有时却
在这种情况之下闯了祸，酒醒后，一切仍归幻灭。
    “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这是越谚所称道的。刑名讲刑法，钱谷讲民法，统称
为绍兴师爷。宋室南渡时把中央的图书律令，搬到了绍兴。前清末造，我们在绍兴的大
宅子门前常见有“南渡世家”匾额，大概与宋室南渡有关系。绍兴人就把南渡的文物当
吃饭家伙，享受了七百多年的专利，使全国官署没有一处无绍兴人，所谓“无绍不成衙”，
因为熟谙法令律例故知追求事实，辨别是非；亦善于歪曲事实，使是非混淆。因此养成
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笔的习惯，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
含幽默、好挖苦的士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
    至于徐伯荪先生，就是革命前辈徐锡麟先生，也就是在安庆刺杀巡抚恩铭，后来被
挖出心肝致祭恩铭的人。他的事业在革命政治方面，与文艺无关，所以我在这里不谈了。
四、胡适之先生与白话文运动
    现在让我谈一谈胡适之先生，他的文学革命有几个要点（1917年）：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三）“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他所提倡的白话文，对于普及文化的功劳很大，这是思想工具的革命，用白话文代
替文言写作，使全国易于运用，只要稍稍训练一下，就可用文字发表自己的思想了。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当白话文开始通行的时候，学校里的墙壁上，匿名揭帖忽然增
加。因为以前或用打油诗骂人，或用其他韵文论事，总要古文有相当根底才行，不然就
会被人骂为不通而失其效用。白话文则无论阿猫阿狗都会写上几句。
    白话文运动，既由北京大学的教授所发动，因为这些发起者是著名大学里的著名学
者，也就把白话文的地位提高了。
    没有几年，全国青年，便都改用白话文。后来教育部又采用白话文编辑学校课本因
而通行全国。这一思想工具的改变，关系十分重大。迄今我们无论写什么文章，讨论什
么学问，都已采用白话文了。这就是文学革命中改革文字工具的结果。
    白话文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呢？那自然是因为文言不容易写，而白话文却是容易
写的，因此白话文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们所需要的一种文字工具。另一个原因是
书坊的投机，书坊因为青年要看白话文，出了许多似白话而非白话的书，虽然为谋利，
但作用却是很大的。
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那时候，陈独秀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文学院长（1916年就职），也极力推动文学革命。
他的《文学革命论》（1917年）提出三点：
    （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他的《新青年》自上海迁到了北平以后，便成为北京大学的一班朋友、一班教授和
教授的朋友们提倡文学革命和一切改革运动的中心。
    “五四”之后，文学研究会于1920年在北平成立。其主张可以沈雁冰（茅盾）为代
表，在他的《近代文学何以重要》一文里，提出五点：
    （一）“因为近代文学不是贵族的玩具……而是社会的工具，是平民文学。”
    （二）“不是一部分贵族生活的反映，而是大多数平民生活的反映。”
    （三）“不是部分贵族的娇笑唾骂、喜怒哀乐的回声，而是大多数平民要求人道正
义的呼声。”
    （四）“不是守旧的退化文学，而是向前的猛求的真理文学。”
    （五）“不是空想的虚无的文学，而是科学的真实的。”
    陈独秀在《新青年》里，推崇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一位是德先生。赛先生代
表科学（赛因斯），德先生代表民主（德谟克拉西）。由此可知他的根本思想本来是西
方思想——
    民主与科学，那么为什么又要在《新青年》里发表一些激烈的思想呢？因为当时社
会上还有很多旧的制度、旧的传统和旧的习惯在束缚和压迫着人民，所以他对旧社会制
度和旧礼教都曾竭力攻击。这样，大家才误会《新青年》是主张三无主义的，即无政府、
无家庭、无上帝。后来人家又硬把三无主义加到北京大学一班教授的身上，那就距离事
实更远了。
    凡是一种新运动的兴起，旧社会的人们总是不易接受的，往往会用种种方法去破坏
它，制造出种种谣言来诬蔑它，使它站不住。事实上北京大学只是主张“道并行而不相
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凡教授和学生的思想，学校向来是任其自由发展，不加干涉。
这也就是战国儒家的思想。
    这里我来谈谈陈独秀。他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我常常和他说：“我们两个人，
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
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
‘同病相怜’。”
    陈独秀的许多激烈的言论，是因为由习惯传下来的各种旧思想，妨碍着民主与科学
的发展而引起的。所以他主张打倒原来的习惯与旧有的思想。但这不是他最后的目的，
而只是一种手段与方法，用于建立一个民主与科学的新社会。他后来到底不能与共产党
相容。正统的共产党骂他是托洛茨基派，后来又骂他是取消派，说他要把共产党取消了。
    陈独秀的口才很好，为人风趣，与他谈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当他离开北京大学
以后，有一次因为他发传单而被警察捉去，后来由安徽同乡保了出来。以后还有几次也
几乎被捕。一天，我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
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我知道了这消息，便和一个学生跑到他住
的地方（刘叔雅——文典的家里），叫他马上逃走。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
津。为什么坐骡车要李大钊同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他会说河北乡下话，路径又
熟，容易逃出去。记得他们逃到山里的小村子后，李大钊曾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
“夜寂人静，青灯如豆。”因为他们住在乡下的一个古庙里，晚上点了很小的油灯，所
以有青灯如豆之语。那时我国政权还没有统一，北平方面要捉陈独秀，但旁的地方并不
捉他，只要逃出北平警察厅的势力范围之外，便无危险。
    我和陈独秀常讲笑话。我是一个秀才，陈独秀也是一个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
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这种
策论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同我：“唉！你这个秀
才是什么秀才？”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
    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
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陈独秀起初的思想并没有像后来共产党提出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这种主张。
最初，他只是替贫穷的人民打抱不平。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引用了《水浒传》的一首诗：
    “赤日炎炎如火烧，田中禾稻半枯焦，农夫心中如刀割，分子王孙把扇摇。”他以
这首诗反映出农民的痛苦和富人的坐享其成。因此他主张改革社会，认为非改革社会不
能实现民主；要实行民主，便要同时提倡科学。
六、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后来我们的特务人员，在上海拘捕了陈独秀，关在南京拘留所里。我常常去看他，
并常向他说：“仲甫先生！你写一本书，讲讲共产党在中国发展的经过，怎样？”他说：
“哦！做不得，做不得，现在只好谈风月，不谈政治。”这话也是真的，因为当局特许
他的女朋友随便去看他和他谈风月。后来他被释放出来，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
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的，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我们
寄给他的津贴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停止了？我写回信说没有停止，照常寄的。大概抗
战时期，交通困难，邮兑较慢之故。没想到我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他就死了。
    在他去世前，曾有一篇文章，说明他对世界局势的见解，油印了分寄给朋友们，我
也接到了一份。后来朋友们把这几篇文章和其他文件汇集起来，出了一本单行本，叫做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其中对于战事的推想有两个可能的结论，而对于将来世界局势
之预测，他认为：“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
英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1940年）
    其所主张“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的原文里，指出了七点：“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
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
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他说：“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鲜血斗争的七百余年，才得到
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以上是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见解的要点，也就是西欧民主政治的根本条件。这
与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正相反地针对着。
    某年在重庆举行的一个盛大的酒会中，周恩来对我说：
    “今年的5月27日是仲甫（独秀）先生逝世纪念日，延安方面开了一个盛大的纪念会，
您想这是应该的么？”
    我点头微笑而说了一个“是”。
    周恩来是很机警的，他觉得情形有点尴尬，急忙接着说：
    “他后来变成了托派，那是不对的啊！”（托派为托洛茨基派的简称）
    我含笑而不答。
七、李大钊与毛泽东
    在我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我曾代理校长好几年，在那一段时期，李守常是校长室的
秘书主任，同时兼图书馆主任，所以我们每天都见面。我们都知道他是讲普罗经济的。
其实他的经济学，是侧重社会主义的。那时候还有一班人在北京大学里设立了一个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上一般人和学术界都以为这个研究会也不过和人们主张社会主义或
平民主义一样，讲讲而已。所以那时的报尾巴有段话嘲笑它说：“北京马神庙的某大学
里有个牛克斯主义研究会。”这种嘲笑，表示大家看它不起。后来为了种种关系，马克
思主义竟深入青年的脑筋里去了。那时候人们都认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差不多，不过
比较新鲜一点。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大家为了学术上的兴趣，也只是谈谈罢了。
守常在文学方面，也是主张用白话文写作的，等到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的时候，李守常
早已被张作霖捉去处死了。李守常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对责任非常忠心，人亦温和厚
道。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
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
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
的职位。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
    “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根
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据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
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情，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
说的。后来我在昆明，毛泽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
毛泽东所写的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我国的
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事。
    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
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
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就是
毛泽东不变，旁的人也会变的，不在乎姓毛的姓王的。社会上发生某种问题，总有某些
人会出来的。
八、西欧个性主义思想的引进
    现在我讲一讲周作人。上面我已经说过他在日本时曾学过希腊文的，因为研究希腊
文，所以是很注意个性主义的。个性主义气味浓厚的易卜生的问题剧，最初由周岂明介
绍进来的《傀儡家庭》就是其中之一。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傀儡家庭》男女
主角的易位，以女子玩弄男子，做爱情的游戏。“五四”以后女子在家庭中起了反叛，
就是受了易卜生的娜拉与丁玲的莎菲的影响。他哥哥鲁迅因为要打倒社会种种恶势力，
所以具有一种激烈的反抗精神。周作人却完全不同，他的文章总是平平稳稳，是一种温
和的写实主义。他谈起天来也总是慢条斯理从不性急。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到北京大学
来讲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能讲很好的日语，那天，他跟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
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哪里有
文化，只有武化。”日本人也没有法子驳他。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地说，
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
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
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
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
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
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北平讲文艺的有一个组织，名叫新月社，是胡适之、徐志摩诸人常去的地方，有时
我也跟了他们去玩。但我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因为学生闹的乱子相当多，学校行政工作
也相当繁忙，我就无意管其他的事。不过新月社这班人我都认识。
    我好像在戏院后台，看演员们在前台怎样演唱，又怎样化装、改装和卸装。
    我对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人都很熟。他们都与北京大学有密切的关系。
    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
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
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
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
    徐志摩毕业于北京大学，以后赴剑桥大学研究。我于1922年在剑桥住了几个星期。
常与哲学家罗素、经济学家凯恩斯、政治学家拉斯基及徐志摩等晨夕相见，讨论中国文
化问题。后来他回到北京大学讲英国文学。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也很明白，当然是
以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为背景的。陆小曼则写写小品文章，谈谈恋爱。因为那时候女子
刚从旧社会解放出来，也和青年男子一样，大家都想尝尝恋爱的滋味。
    当时讲文艺后来变成共产党的文艺领袖的几位人物，如沈雁冰（茅盾）、郭沫若、
丁玲诸人都是讲西欧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派思想的。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他们对当时社会的一切都感觉不满。
九、社会改革与共产主义思想
    初期的文艺运动，可说毫无红色的倾向，偶或有一点，也不过谈谈而已。但是社会
上种种缺点，却不是空口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所能补救。徒然讲科学和民主，不能解决社
会问题。
    刚在这时候，共产党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阶级斗争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唯
一的途径。运用阶级斗争，才可以打倒旧礼教旧传统的风俗习惯。连城隍庙与土地堂也
要一齐捣毁，最后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班讲文学的人，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因国家扰攘
不安，家道中落，只有靠微薄的薪水生活，所以经济情形不好。经济情形一不好，大家
便同情共产主义，至少在口头上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了。
    把俄国思想引进我国，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俄国的文学。因为俄国的文学作品
也是揭露俄国社会的不平，所以中国人很喜欢看。譬如我个人，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
曾选读一门用英文讲的俄国文学，美国人听了似不十分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反
对政府的腐败、社会的不平和贵族的专制的。这种不平之鸣，很容易获得中国人的同情，
就是因有这种打抱不平的心理，才使得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青年群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青年人对于俄国文学既然很有兴趣，也就连带着对于俄国的共产主义发生兴趣而予
以研究了。这便是俄国思想渗入我国的一个原因。
    后来俄国在政治方面向我国表示，愿意取消不平等条约，退还铁路，退还满洲一切
权利等，这当然是青年群众听欢迎的。此为促成俄国思想进来的另一个原因。基于这几
个因素，共产主义便在我国慢慢地传播开来了。
    初期的文化运动，根本上是民主的科学的，慢慢的因为这抽象的民主科学不能解决
实际问题，青年心理便有点动摇起来了，俄国思想便乘这个机会渗入。于是，他们利用
民主的潮流，掌握了领导群众的实权。那时民主这一名词，已经深植在青年们的心里，
不能再放弃了。共产党便利用这个方法把青年们引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边去。所以我
国后期的文艺发展，是受俄国共产主义的影响而推动的。这种心理的形成等于为共产党
铺了一条路。我国文艺发展到这种趋势，政府方面因不懂得本国社会日趋没落的背景，
故只用两个简单的办法去应付：一个办法是禁封书局、抓人。结果愈禁，人家愈要看。
抓人的范围愈广，便把鳝鱼当蛇，一齐捉起来，鳝鱼也从此对蛇表同情了。另一个办法
是自己来创作文艺。但这种作品，由于政府自己对社会上各种问题负有责任，病者讳疾，
而且和广大的民众脱了节，对于社会不满意的情绪，知之不深，觉之不切，因此这些文
艺作品都是些不痛不痒的东西。后来共产党把文艺移花接木地从西欧思想变成了俄国思
想，从此民主思想变成了阶级思想，个性主义变成了集体主义。这一来共产党的势力在
文艺界便强大起来，而文艺，便慢慢地与实际政治脱离，只好以文艺为文艺，或讲历史，
或讲考据，都钻入了各人的象牙之塔。共产党呢？不论是工人群众或知识青年，从城镇
到农村都被他们渗透进去。等到我们察觉时，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弥漫全国了。这种思想
和俄共土共两个军力联合起来，结成三位一体。
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文学革命是要把旧的思想重新估计其价值，并用白话文来表达思想，以科学方法研
究问题。对内是讨论社会问题与思想问题，对外是输入西洋的文艺和思想。早期输入的
西洋思想都是民主主义和个性主义。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集体主义是后来的。在“五
四”前后的中国，民生凋敝，政治腐败，无论何人都感不满，要说话的人们利用白话文
为工具，来批评旧时代的社会思想和种种腐败的情形，觉得便利不少。例如已在前面说
过的《阿Q正传》，就是批评绍兴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黑暗面，对阿Q所受的苦难，表示同
情。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利用狂人的心理，深刻地咒骂吃人的礼教。这类情形若用
古文来描写就不容易达意了。其他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白话
文小说，都是攻击当时社会的腐败。至于明清时代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
楼梦》等书也都是用白话文写的。由此可知用白话文来描写事物，不自今日始，不过把
它的地位提高罢了。而提倡它的又是在我国学术界地位很高的北京大学，所以一经提倡，
便全国风行。
    当时一般反对旧思想的人们，因各有不同的背景和经验，所以反对旧社会的目的也
不同。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见解固然不同，即文化方面的见解也各异，大概根本上都受西
欧个性主义的影响。人们用自己的意见，来批评社会，批评历史，这是早期一般人在文
学上的表现。后来有人觉得文学革命既已成功，进一步便要讲革命的文学了。文学革命
掉一掉头，便是革命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问题就多了。所谓革命文学，就是
要讲文学怎么样提倡革命。于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道德革命、家庭革命，五花八门
的革命问题都来了。
    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说我们需要原则，要先提出主义
来，然后照这个主义去研究问题。
    另一种说我们少谈主义，要先把问题解决，等到所有问题解决了，我们的目的也达
到了。“五四”以后有一部分赞成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多谈问题少讲主义这一派。另一
批人像李守常、陈仲甫等，则主张如要解决问题，必先提出主义来。要讨论一切问题，
就该先定几个原则，主义就是原则。因此无形中成为两派：一派是专门研究主义。实际
上专门谈问题也会引到主义上去的，专门讲主义呢？主义本身不能解决问题，最后还是
讲到问题方面去。另一派主张要用科学方法解决一切问题，科学应该笼罩一切。还有人
说只讲科学是不够的，问题后面还有哲学。当时有一班人喜欢德国一派的哲学，于是讲
科学的人们把德国哲学称为玄学。他们反对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他们说这些是玄学
鬼，应该打倒的，他们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一切问题。所以“五四”以后的学术界，
有“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和“科学与玄学”的辩论，其影响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大。
    自俄国文学流入我国，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便跟了进来。
    同时俄国又不断地宣传取消不平等条约，要平等待我，这是很有吸引力的，共产党
以俄国的共产主义和俄国的文学，渗透到学校里，再由学生们传到工厂和农村。他们充
分利用所有的机会，用文艺作为宣传思想和战斗的工具。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增强了人民对于社会与政府的不满，为国民革命军铺了
一条胜利之路，对于北伐的成功大有帮助。其后之革命文学，因为共产党善于利用，也
为共产党的策略和主义铺了一条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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