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疯狂的向日葵 初读尹全生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海葬》、《七夕 放河灯》、《白茅沟》......那是久久魅惑人的、久久使灵魂颤栗的 歌。而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喜鹊》、《土壤》等“五题”却不是深情 委婉的讴歌，－－睁眼看时是灼人的火焰，闭眼听时是焦虑的呐喊。 尹全生曾说, 他的创作“靠自己卑微的心，靠自己卑微的心对生 活的感应。”把以“卑微的目光观察到的卑微或高尚，再用卑微人的 思维方式酝酿成酒”。这里, 关于“卑微与高尚与酒”之间的关系及 命题，我不作任何诠释，只管“品酒”。“酒”也就是“五题”了。 若从纯理论的角度来品评这组作品，譬如：文学的时间性、空间 性；中国文学的空间性终极与外国文学的时间性终极，以及其交叉叠 复的“边缘性”、“裂痕性”、“荒漠性”等等。从这些方面来升华 尹全生的作品，我怕读者会骂我“玩玄虚”，因此，只能将“感性” 的体悟一一道来。 从尹全生个性特征的角度考察这一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思想 和感情的根须，是在现实生活的底层旺盛地蔓延。他的作品所提供的 艺术观照是多种艺术范型，而不是平面、单一的生活具像。尹全生是 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人, “嫉恶如仇”是他最显著的 特点。那么，当麻木的灵魂酣声四起的时候，当人群中那些靠别人的 血来养肥自己的动物，衣冠楚楚地炫耀肥胖的时候，他自然不会沉默。 也许就因为如此吧，尹全生离开了“夫耕妻锄的田园，鸡鸣犬吠的村 舍”（选自《白茅沟》），酿造出了这壶喝过“见了皇帝不磕头”的 烈酒。 《喜鹊》源于尹全生家养喜鹊的故事，其中的情节都是真实的。 最初，他养育了一只口黄还没褪掉、受了枪伤的小喜鹊。除了怜悯之 心，就是人对喜鹊有精神上的需要，期待着这个从天国向人间传递吉 祥喜庆的使者，能给家庭带来意想不到的喜事；那么喜鹊呢？喜鹊对 人有物质上的需求，为获得食物、不至于饿死而依附于人。但这种依 附不是喜鹊的本意，它“野心”犹在，总站在院心遥望属于它的兰天 出神。作为主宰者的人，意识到野性十足的喜鹊是养不家的，产生了 恻隐之心，准备等它羽毛丰满时放生，归还喜鹊的自由和自我，并买 鸡养在院子里，为喜鹊排遣孤独。喜鹊最初瞧不起鸡，但天长日久， 喜鹊在与鸡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对庭院满足了，在与鸡的比较中逐渐对 自我满足了，甚至经常送食物讨好鸡、以模仿鸡的行为方式为快事。 因此，喜鹊的“野心”就渐渐消除了，本性就渐渐丧失了，尽管已经 羽毛丰满，但把它抛向天空它却还要再飞回院子。 比赖以飞翔的羽毛更重要的飞翔的欲望退化了、消失了，喜鹊最 终堕落成为鸡一般的家禽；作为家禽,鸡能够下蛋，喜鹊能够做什么？ 除了自己不值一提的肉体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是人所需要的了。所以， 快过大年时杀灶鸡，“妻子”就说把喜鹊也杀了，做一锅煮...... 这使我油然想到了“变形、扭曲、异化、消解”等一些词汇，还 想到了解构主义批评家常用的“延异”与“中心”，勾起了我对具有 “隐萌”性现象之下的本质的想入非非......有时，文学批评允许人 联想；感情在零度以外，“冻僵”与“复活”都行。 我觉得这篇作品是厚重的，隐含是深刻的，涵盖是广泛的。然而 作为文学评论，我却很难说准这种“隐含”到底是什么又具体“涵盖” 了些什么。不过，我自己的心情是沉重和复杂的，既为喜鹊的命运而 悲哀，又久久地陷入对自己、对众多人生命运的思考。 作为艺术，产生这样的效果应该说足够了－－ 六世禅宗慧能有禅示：真理是天上的月亮，而文字不过是手指； 手指本身不是月亮，仅仅可以给人指示月亮的方位罢了。如果说艺术 的魅力是“月亮”、小说作品就是“手指”。那么，假若读者读过 《喜鹊》后有我一样的心理感受，就可以证明这篇作品的成功。 从这篇小说的结尾看, 喜鹊在劫难逃,要同灶鸡“一锅煮了”。 可是时至今日, 尹全生仍然实实在在养着这只喜鹊（为向读者证实这 一点，我特地在尹全生家拍了张喜鹊的照片）。为什么“过大年”时 没杀喜鹊呢？我为此问过尹全生，他说：真正拿起刀来手又软了，觉 得“兰天白云间的精灵”最终堕落成为鸡一般的家禽，责任在人。 不错,责任在于其主宰者,在于主宰者为其设置的生活方式。虽然 这种生活方式人是不经意设置的，喜鹊的堕落也不是人所希望看到的。 《精神》、《土壤》、《酒不够故事凑》三篇，我认为其意蕴有 内在的联系，是“三套马车”；这“三套马车”以《土壤》为辕马。 人是由精神和肉体所构成的，精神依附于肉体，同时又是肉体的 支撑。它是一种极为神秘的体验状态。《精神》在揭示这一母题的同 时，又提出了一个值得人深思的问题：自古至今，读书“发悬梁、锥 刺骨”的只有中国人,而中国的科学技术却落后,为什么？因为有“我” 爷爷这样把做官作为读书的出发点和归缩的国人。爷爷心中的“官”， 实际成了象征意义上的“有”，正象西方哲学、宗教、文学所显示的 那样。逻辑意义上的“有”，其思维是一种逻辑起点、逻辑预设，是 纯粹的思辩概念，在这里，显现为一种“精神支点”。 多少年来的中国，“官”几乎成了人生价值的唯一体现。那么， 国人为什么把“官”看得这么重？为什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与“官”相比，“万般皆下品”！ 我读过很多反映贪官污吏的作品，可是比较起来，再可恶的贪官 污吏形象也不及现实生活中的贪官污吏“高大全”。我的一个同学当 官两年后就对我说：当官就得狠，狠捞狠贪，刀刀见血！因此对反映 贪官清官的东西我不感兴趣。但《酒不够故事凑》这篇作品味道与众 不同，它在揭示百姓的心态方面有独到的表现手法。 有部反贪小说中用了这么句话：一个孔繁森倒下去，千百个贪官 站起来！－－从这反讽的语言中，不难看出老百姓对贪官的痛恨和无 奈。百姓的心态看来无可非议。然而，贪官、昏官、鱼肉百姓的官是 如何产生的？《土壤》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权力属于人民。“王村”百姓把权力交给了自己所信任的长官后， 就一切听任于长官、一切仰仗于长官，安守本份各当顺民。然而长官 “王实在”最终竟然也变成了贪官！可以说，尹全生作品中的“这方 水土”，是由“王村”善良的百姓构成的，－－渴望清官的又习惯于 在“救世主”膝下听命的民众，本身正是产生贪官的土壤。 作为小说，这“三套马车”我觉得有其不足，那就是讲述过多， 刻画不够；偏重于理念，疏忽于人物。 《生死沉浮录》重在刻画老温这个人物。尹全生把最能表现主人 公个性特征的“横截面”，选在老温的手脖上，那块手表成了一面金 光可鉴的镜子，既映照出“老温”的宠贬荣辱，又折射出人物灵魂深 处的污浊。现实生活中老温这种人实在不是少数，他们得宠管人时是 一个面孔，不但不可一世地翘起尾巴抖威风，而且以“大道理”作绳 索去捆绑下属；当他们遭贬被人管时又是一个面孔，不但缩头缩脑、 灰溜溜地夹起尾巴，而且把“大道理”踩在脚下消极怠工。这大概就 是心理学家所说的“人格面具”。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得好：“在台上， 他们号召别人去创建功勋，可他们自己却生活得象条狗崽子一般。” 现实生活中的“老温”无疑是人间丑类，使人憎恶。但读完这篇 小说，我最突出的感受却是可怜“老温”；我不是托尔斯泰式的基督 徒和道德忏悔者，可想到“老温”和他的表，想到他人格的丧失和沦 落，想到他的“私房钱”和“已同别人勾上了”的老伴，我真的觉得 他可怜。让读者憎恨“老温”这样的官吏容易，让读者可怜“老温” 这样的官吏不易。这需要作者的功力。 泥土变成陶磁的过程不能没有火，矿石变成钢铁的过程不能没有 火。尹全生的胸膛里无疑燃烧着正义的火。 在艺术的世界里尹全生如同凡高笔下的“向日葵”，总让金黄的 烈焰在自己生命的顶点燃烧,向着至高无上的太阳“自由地思想着,猖 獗地生长着”。－－这是我为什么要用“疯狂的向日葵”作题的原因。 载《百花园》９８.１